春末夏初,阳光照在老朋友乌戈里家的后花园里,凉丝丝,暖融融的。修剪一新的草坪上,弥散着乡野间的清新与芬芳。园子西头,是一簇飘逸的修竹,竹子们熬过了漫长而干枯的冬季,正在努力返青呢。房前那棵老樱桃树,花儿已落尽,粉嘟嘟的小果子,从馥郁的枝叶...
春末夏初,阳光照在老朋友乌戈里家的后花园里,凉丝丝,暖融融的。修剪一新的草坪上,弥散着乡野间的清新与芬芳。园子西头,是一簇飘逸的修竹,竹子们熬过了漫长而干枯的冬季,正在努力返青呢。房前那棵老樱桃树,花儿已落尽,粉嘟嘟的小果子,从馥郁的枝叶间挣扎出来。
乌戈里和他的妻子奥萨纳把我们迎进园子当中的餐桌旁,扯着嗓子对着二楼喊道:“公主,下来吧,你的中国朋友来了!”
“公主”是上海人,就读于美国东部一所类似高中的学校。该校为学生安排了为期一周的文化交流与互访活动,公主选择了维也纳,并被安排在乌戈里家体验生活。去年乌戈里的女儿维克托利亚,作为维也纳的一名中学生,参加了这所美国学校的英语强化班,被安排进一户美国家庭进行了一周的生活体验。因此,乌戈里也有义务为该校学生提供一次相关的服务。公主来到乌戈里家的第三天,在他们家的书橱里无意中发现了我的散文集,便兴致勃勃地读起来。乌戈里看在眼里,感觉有必要组织一次家庭聚会。于是,奥萨纳就拨通了我的电话。紧接着,那边传来了一个中国女孩儿的声音。我问她叫什么名字?她说家里人都叫她“公主”。为了方便起见,我也如此称呼她。
公主长得倒不太公主。她粗粗壮壮的,赤脚从屋子里跑出来,胖乎乎的脚丫子又细又白。笑起来,却有一丝苦相。然而公主到底是幸运的,第一次来维也纳,就摊上乌戈里这样的家庭。四年前,夫妇俩跑遍整个维也纳,千挑万选,花了一百多万欧元买下十三区这个宅子。接下来的装修和布置,又花去一年多。记得乔迁之喜的那个晚上,乌戈里满面春风地邀请来几个好朋友,领着大家先从底层的游泳池开始参观。月牙形的泳池一边,是装修一新的桑拿、酒吧和女儿的练功房。月光从玻璃墙外洒进来,把池子里的水映得波光粼粼。厨房、餐厅和会客厅都在地面一层,二层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卧室。除了室内,走廊和楼梯间堪称跌宕起伏的私家画廊,各种风格的画作琳琅满目。完了我们坐进宽敞的餐厅,四壁安放着沉甸甸的老式家具,好似来自遥远的中古时期。墙上挂满了乌戈里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瓷盘,或粗朴或精致,鳞次栉比,把个餐厅映衬得异彩纷呈。
正午时分,乌戈里的园子里又添了两家成员。日本女人惠子一家和俄罗斯女人丽萨一家。惠子捧着一个大而圆的黑色托盘,掀开白色的盖布,露出码得整整齐齐的寿司。静子乐呵呵地把裹着三文鱼和酸黄瓜的米团子,重新码在带着克里木图案的大磁盘里,恭恭敬敬端上餐桌;丽萨和他的蒂罗尔丈夫,则带了俄罗斯“三剑客”之一的黑面包,我呢,寒暄过后就一头扎进奥萨妠的厨房里忙活起来,这会儿起了锅端出我精心烹制的河南水煎包。水煎包倒扣在盘子里,锅底结了一层焦黄的面甲,既好吃,又好看。大家纷纷放弃寿司,把筷子直伸向水煎包。一阵赞叹声中,水煎包被风卷残云,一扫而光。公主说,这是她吃过的最好的大饺子。为了进地主之谊,乌戈里招呼老沃和他一道在早已备好的烧烤架上,放了许多肉和肠,不一会儿,青烟伴着肉香,袅袅而来。众人喝着红酒和香槟,齐声欢呼:有了这几样东西,当是不折不扣的欧亚美味!
楼上琴房里流淌出舒缓的钢琴曲,天光云影般在餐桌上荡漾,好似对欧亚美味的礼赞。是谁弹的这样好?我问。奥萨妠说,是惠子的女儿尤利娅。十一岁的尤利娅,钢琴竟弹到了这个份上!不过,当我听说惠子和丈夫亚瑟同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,那么小钢琴手的诞生,还有什么奇怪的呢。乌戈里的儿子里昂那多和尤利娅,是附近一所小学校里的同班同学,奥萨妠和亚瑟又都是意大利人,如此,两个家庭便越走越近了。
咖啡上来了,奥萨妠端出她亲手做的特拉米苏和水果沙拉。公主坐在我旁边吃水果时,我问她是什么时候去美国读书的?她说两年前升入高中时。学校的学费一定很贵吧,父母是做什么的?公主说,父亲是做小生意的。我问她家住上海的哪个区呢?公主显得讳莫如深,终于没有回答,并在我喝咖啡时悄然离开餐桌,独自上楼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公主念的那所高中是美国最昂贵的一所学校,单单学费,每年就高达百万元人民币。我听了不觉一惊:在这样的学校读书,要怎样的小生意人才支撑得起呢?
钢琴声中,孩子们涌入草地踢足球去了。男人们跃跃欲试地尾随过去,甘愿为孩子们摇旗呐喊,并充当守门员,玩得如火如荼。对面的丽萨,棕榈色的眸子只顾盯着草地上奔跑的女儿和丈夫,无暇他顾;惠子微笑着,细细的眼波里满是柔情。我问她,在哪里和亚瑟相识的?惠子坦白说,他们的爱情产生于格拉兹音乐学院的一间琴房里。
太阳滑落至树梢时,院子里的竹子和曼陀罗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。清风徐来,草地上显得湿漉漉的。此刻,踢球的人全都跑下去游泳了,院子里一派祥和,安宁。我突然心生愧意,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样恒定的安适。日前,我打电话给远在贵州的舅舅,他老人家声声叹息,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舅舅倾尽一生积蓄买下城里的一套住房,市政当局说拆就拆,毫无前兆。三五年里就要拆迁的房子,却公然出售给百姓,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!年过八十的舅舅,一生教书育人,淡泊名利,远离尘嚣,谦恭自省,只求一份心灵的安宁。许多年来在我跟舅舅的交流中,老人不是感叹世风日下的可怕,就是担忧礼义廉耻的丧失殆尽。社会不健康因素的层出不穷,地方官员系统的腐败嚣张,百姓活得没有一点安全感。可怜他老人家耄耋之年,还在拆迁的动荡不安里四面楚歌,怎不令人揪心。
记得是谁说过:年轻人不迷茫不困惑,那还叫年轻人吗?如果八十岁的老人还在困惑还在迷茫,那就是国家的悲剧,社会的不幸!
置身于外界,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国家的状况是:官不聊生,人民却活得心安理得。因为官员既受制于媒体,也受制于法律,中产阶级、选民和老百姓不仅安然独立,并且可以挥舞手中的裁判权。中国百姓算得上恭顺和听话了,他们只求活得安稳,死得安逸,地道的寿终正寝,足已。想起万里之外的舅舅,我感到惭愧不已,又只能庆幸自己,可以闲看庭前花开花落、天外云卷云舒,并且可以遵从本性乐观无谓地活着。
回家的路上,我在地铁车厢里打开手提包,摸出一本书来,是中国学者木心的《鱼丽之宴》。随手翻了几页,跳出一段字:
“一片繁华,就是繁华使文化断尽,再也接续不起来。那些书都是玩文化于股掌之间的邪门儿赞物。世界名着呢,以前专家的优良译本不再版,刚愎自译的新版本一塌糊涂,足以证明世界上压根没有名着——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,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,书也绝版,人也绝版。”